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报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绵延数千年，中华文明的长河发端于何时、何地？流淌过怎样的曲折、回合？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曾主持负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开展这个工程的背景是什么？

　　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探究这些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是怎样的、环境背景有何特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等诸多问题。

　　图为今年5月，考古人员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宫城区考古发掘作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早在探源工程启动之前，中国学术界就有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逐步具备了系统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条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田野考古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比如我们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坛庙冢，在中原地区发现了龙山时代等。加之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各自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思路，促使中国考古学界开始重点关注中华文明起源。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在2002年正式立项，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众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在工程第4期时，全国有近60家科研单位参加，涉及17个学科。2016年，工程4期完成结项，目前第5期正在进行中。

　　记者

　　历时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各科研单位和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不少成果。我认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综合研究，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几个时间节点有了比较明确的把握。需要说明的是，“文明”有多种解释、定义，要放在具体语境下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文明”专指古代国家形态的出现，以国家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现在基本确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点，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在此基础上，从距今6000年左右，相关区域里各地方文化加速向文明化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以良渚文明为代表，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个大范围里，一些地方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建立了国家。以此为起点，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各个地方的社会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步入文明。这种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现象，和传说中“天下万国”的情景有点类似，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时代叫做“古国时代”。

　　第二，实证了中国文明发展是多元一体的进程。早前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时候，苏秉琦老先生就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满天星斗”的。这是对文化面貌的描述，但启示我们：文化背后，各地社会发展或许有各自特点。

　　基于多元化的特点，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总结中华文明还有“一体化”的进程，因为大家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这个地理范围里展开，结成了一个巨大的丛体。丛体内部是分散的，各地文明在各自发展，但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过程中，彼此间相互交流借鉴，日益呈现一体化的趋势。所以，我们也把这种现象叫作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

　　在“古国时代”稍晚的阶段，一体化趋势更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变成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这个核心恰好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提供了一个人文地理、政治地理的舞台，一个经济、文化与礼制的基础。再往后，三代文明在这个基础、在这个历史大趋势上展开。从更长久的历史结果来看，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也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源头。

　　通过探源中华文明，我们实证了中国文明是一个原生、本土的文明，知道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录下来的历史。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以前多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积累，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对这段历史做出一番描述，从而填补了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历史时段的空白。

　　记者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提出中国方案有何价值？

　　赵辉：关于文明形成的标志，首先是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的。当我们套用这些标准研究史前中国时，也会发现对不上号的情况。

　　给文明建立标准，应该是在研究中总结提炼普遍性特征，而不是拿着产生于国外材料的标准清单去一一对照。根据“古国时代”各个地方文明的考古材料，我们从中提炼归纳出了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四个普遍性特征：一是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二是社会明显分化；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存在王权。这四条作为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另一方面，这种特征判断的差别恰好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这也算是我们在中国文明的研究中发现与总结的一些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

　　记者

　　为何要探源中华文明？考古如何帮助我们探源中华文明？

　　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关于文明的讨论早已有之，比如中国古人就有文明观，只不过不说“文明”，而是“大同”“小康”，此外还有对亘古时代的传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文明的理解都没有超出这个认识。想知道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要依靠考古学。考古学研究物质材料，而物质材料不会说话，就要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自然科学方法技术结合起来，阐释考古现象，再慢慢从考古学角度形成自己的历史理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现在已经开头了。

　　6月13日，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对外发布，“上新”了近13000件文物，通过碳14测年确定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为商代晚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再添重彩。图为祭祀坑。（图片来源：发布会直播截图）

　　一个民族、国家，天然关心自己从哪里来。我觉得这也是考古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问的朴素原因。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探源中华文明也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一块非常重要的空白。

　　探究中国文明起源，也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只有深入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时，才能真正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记者

　　如何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赵辉：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因此中华文明探源这个课题是一个长期的、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在探源工作中，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还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